“撕开理想主义面纱的时刻到啦”。
乞丐的歌单
文｜黄昕宇
不久前，我的朋友SHUO在地铁十号线遇到一个双手残疾的乞丐，放着佛经乞讨。他觉得很难听，心想，换个音乐说不定还能多挣点。他给了那大哥十块钱，对他说：“师傅，你看你老放这歌大家都不爱听啊。这样吧，我回头给你找点好听的歌给你，你试试。”大哥说，行。他们加了微信。
乞丐的微信名叫“利生”。SHUO打算整理出一份歌单给他，然后跟着他在地铁上拍几天，剪一段视频，再写一篇文章，记录这件事。有个晚上他来酒馆找我，请我来写这篇文章。
我认识SHUO大概一年多了。三年前我做一篇关于北京涂鸦的选题，认识了几个玩涂鸦的朋友，他们偶尔会带一些圈里的朋友来酒馆喝酒。SHUO是其中之一，还有漆伯、时间和ASKO。
我第一次见到SHUO的时候，他拿了本薄册子，歌词本大小，封面是个穿比基尼的女孩。我翻开来看，里面全是这女孩的照片，在草坪、沙滩、健身房，有比V的活动合影，还有大量不同表情的自拍，一看就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。SHUO说，女孩是他一个算不上特熟的朋友，有一天他发现这姑娘微信头像换得格外勤，突然觉得她就是个头像设计师，每个新头像都像是一段生活的缩影，它们其实是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作品。于是SHUO悄悄存下了女孩每次新换的头像，集结成册。他觉得头像集也许会在未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。他在女孩生日那天把头像集当面送给她，并拍下了她接到小册子时惊讶又激动的反应，和照片一起剪成一段视频。那段视频我看了好多遍，每次都不禁微笑。
SHUO好像是个策划或者设计师，有个工作室。这几个哥们儿的具体工作我总记不住，反正不是什么开心的话题，不常提。SHUO是这圈朋友里唯一做纸膜涂鸦和街头艺术的，来酒馆的大部分时候，都在说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点子和正在做的项目。
比如，有一次，他在隆福寺附近看到隆福大厦的一块广告布，画面里是一间前卫敞阔的商务空间，中央有一块几何风格的沙发区，坐着两三个领带衬衫的商务精英。SHUO量好尺寸，按比例打印了一幅自己的照片。照片里的他留着圆寸，戴一副墨镜，踩着人字拖，大黑西装敞着，像港片里的地痞头子。他把人像剪下来，粘在广告里那条空着的长沙发上。画面变成了一个大佬岔开腿坐在沙发上，一手支开肘撑着大腿，另一只手指指点点，好像在向坐在对面那个长发披肩的职业女性发表高谈阔论。
还有一回，他看到东城区整治“开墙打洞”，好多砖墙上的窗洞用水泥封上后，表面被贴上了一块看着特假的砖墙花纹喷绘布，妄图跟真墙融为一体。他觉得很蠢，就印了一张展签贴在假“砖墙”边上，把它布置成街道办的一个展品。展签上有正儿八经的中英文作品阐述，并写着展品信息：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接到户外艺术展览馆收藏，作者——城建（中国，北京），作品名——完美的伪装。
这些项目就跟恶作剧似的，像在跟城市开玩笑。但街上的人步履匆匆，它们就孤零零的在那儿，没人看见，也没有回应。
那天晚上，SHUO和漆伯你一言我一语地计划着做歌单的事。SHUO说，选歌还是不能太小众，得照顾大部分人，上下兼容点儿。漆伯说，理想中的情况是，你先听到音乐就吃了一惊，诶？怎么会放这个歌，接着就看到一个乞丐款款而来。
SHUO说：“这事其实有点那种感觉，就是让上层……这么说不太好，咳，姑且这么说吧，让上面的东西往下落。”
我认为他说得对。尤其是音乐，音乐是直通感受的，能抓人心，我觉得这是普适的。我想象了一下自己在地铁上突然听到好音乐的情景，入伙了。
四月下旬酒馆开趴，SHUO、漆伯和他们的朋友麦总来了。麦总是玩乐队的，他为每天的歌单定了情绪基调。在院子里的屋檐下，他向我做了详细的讲解。
“周一的歌比较杂，以Beatles的《Imagine》开场。你想，一个乞丐在‘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, imagine no possession’的歌声里走来，画面感很强；周二距离周末太远了，比较伤感，听有点忧郁的爵士；周三曙光出现了，稍微轻松一点；周四是电子，偏先锋，但不过激；周五以《Don’t worry, be happy》结尾，很轻快，这周就这么过去了，你会觉得，啊，一切都没什么。”
选歌可费劲了。当天，他们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停地听歌，讨论，筛选，从下午两点直到将近十点，终于排好了歌单。SHUO说，麦总挑歌太艺术，他则考虑现实，往回拉，最终挑出的，是不那么主流的歌里旋律感比较强的。
那天夜里下雨，有点凉，我们在屋檐下抽烟，烟雾一团一团散进雨帘里。大家都在笑，带着点儿大功告成后的满意和轻松，还有点儿兴奋，开玩笑说，乞丐大哥做完这事儿要改行搞音乐去了。
隆福大厦广告布
SHUO在隆福大厦广告布上
SHUO、麦总和漆伯商讨歌单
4月22日，九号线
利生师傅山东人，平头，四五十岁的样子。他穿一件蓝条纹长袖POLO衫，黑色长裤和运动鞋，长袖直挽到上臂中间。衣服很旧了，但挺整洁。他背着双肩包，挎一个方方的音箱抱在身前，音箱连着耳麦卡在皮肤松弛的面颊上。
下午三点，我们在白石桥南站碰头。地铁到站，他从门口的人缝里侧身钻出来，看到我们，点了点头。“歇一下歇一下”，他喘着气走到站台的车尾端，把装零钱的布口袋放在地上，先卸下双肩包，又卸下音箱，靠墙坐下来。
“今儿怎么样？”SHUO问他。
“唉，就那样”，他抓起搭在音箱背带上的毛巾擦汗。他的两只手烧伤严重，五指萎缩蜷曲，伤疤一直蔓延上去，从被汗水浸湿的翻领下露出来，覆盖下巴。“刚才有个女的要给我钱，她妈不让她给。现在很难啊，有的人觉得在那儿掏半天麻烦。”
“现在好多人不带现金的，您得弄一个二维码吧”，我在他旁边蹲下。
“我有，我就放包里面，有人问我就拿出来给他扫一下，不说我就不拿出来了。人家要给就给，我也不会跟人家说啊求啊。咱真的是残疾人，又不是假的。”
利生师傅住在昌平，每天早上七点多出门，坐两个小时地铁，从八号线转十号线，再转四号线到九号线，十点左右开始上班。他从白石桥南站上车，一边放歌一边沿着过道慢慢往前走，有时跟音乐唱两句，有时低声念叨。他有几句念白：“谢谢好心人，行行好吧献点爱心。家中发生火灾严重烧伤，大家看到伤势这么惨烈。”列车到站，他会停下脚步，把音量调小，启动时再拧大。到六里桥东他就下车，换反方向列车回来。这段路程经过北京西站，车里人多，他就在这几站来回倒。
“哎呀我要是会唱十几首歌，我就往那儿一站，那不比这个好啊？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去干那个，我就是不会唱歌，嗓子也不行。”他正说着，车上下来一男一女，“他会唱歌”，利生师傅指指他们，站起来招呼，“来来来，这个兄弟要给我弄一堆歌”。女的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，男的是个中年盲人，背着音箱碎步跟在女的身后。马尾姑娘冲我们笑了笑，眼神却没有笑意，直勾勾盯一眼就避开了。
SHUO问他们，唱的是什么歌？她没回答，反问，“你们选的什么？”SHUO想了想，挑出歌单里最耳熟能详的名字，说：“有林忆莲的”。“他唱奇龙（音）”，见我们愣着，她突然抬手一敲盲人的下巴，“唱两句”。盲人大哥张嘴就唱，挺响亮的大白嗓子。唱了几句，马尾姑娘就打断他，问我们：“你觉得这个怎样？”我和SHUO对视了一眼，不知怎么回答好，我只好说，“可能不是坐地铁的人喜欢听的”。
对话非常尴尬，她先是掏出一块Iwatch，问我们怎么用，又拿出一张印着“某网络商务电子有限公司”的名片，问我们这公司是干嘛的，能挣多少钱。在发现我们毫无帮助后，她就扯着盲人上了车。
这两人和利生师傅常走同一条线，但会前后错开，不乘同一列，这是地铁里默认的秩序。他来北京两年多了，认识很多同行，哪条线查得严了，互相也会通通气。有的人会做个巨大的牌子，写上自己遭遇不幸的经历，贴上残疾证之类的各种证明。他不搞那些，他说，“你是残疾就是残疾，不是就不是，要那些证干嘛？”他只有一个人，一个音箱，一首歌循环播。
那首歌叫《放下》，是首通俗佛教歌曲。“这个活太枯燥了”，他抱怨起来，“这一首歌天天听，我都听两年了”。
“该换了”，SHUO说，“我们给你换一批歌单，你在地铁上放，就变成是输出的感觉——你有好听的音乐，人家给你钱，都有付出。”
利生师傅没说话，好像在琢磨，然后笑一笑说：“挺好的，明天试试吧。”
利生师傅在地铁上
4月23日，十号线
SHUO准备五个优盘，分别存上每天的五首歌，标注了周一到周五。他掂了掂手里的一把优盘，说，“会不会过几十年，这五个盘成了丐帮传世之宝。”
我接茬：“散落在江湖，人人都在寻找”。
“集齐这五个就能获得神秘的发财力量。”
“哈哈哈，我操挺牛逼的。”
这天又换到了十号线。三点多，我们在下车的人流里看到了利生师傅。我们在换乘台阶一旁的墙角坐下，SHUO掏出周一的优盘递给他，“插一下试试。”
他用两根蜷曲的手指夹住，插进音箱顶端的USB插口，拧开音量。钢琴前奏响起：“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, it’s easy if you try…”他目光平直地看向前方，听得很认真，然后露出了微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没有说话。台阶下的通道人流量不大，零零散散的换乘乘客每隔一阵出现，匆匆走过。列侬的歌声在砖面光洁空阔通道里回荡，甚至有轻微的回响。有那么几秒，我感觉仿佛置身某个电影场景，不大真实，好像有点感动。
“啥歌啊这是”，利生师傅扭头问。
“《Imagine》。甲壳虫，听说过吗？您觉着好听不？”
“我听不出来”，他笑起来，“英文歌啊？”
“对，试一下呗，这里面好多都是英文歌，但好多都是特有名的，都是大家一听就觉着听过的。”
“这不行，还是得中文的，这他们欣赏不了，听不懂的”，他直摇头。
“他们不用听懂。地铁里那么嘈杂，词不抓人，旋律抓人”，我们有一点急。第二首歌《What a wonderful world》开始了，中间有一小段《小星星》的旋律，SHUO赶紧说：“这段你肯定听过，是吧？”接着到了林忆莲的《摇摆口红》——“林忆莲知道吧，粤语，中文的！”到了Radiohead的《Creep》——“这首也是世界金曲！”可电吉他“沙沙”的失真音色响起，我们都不说话了，有点心虚。等有点躁的副歌过去，SHUO才说：“到这首歌高潮可以调小声点儿……”
利生师傅只是摇头笑，嘴里小声念叨：“不行不行……”
耐心听完五首歌，他站起身背上家伙，“走走走，试试。”。
我们从他上车的前两节车厢钻进车门。车上人不少，过道里也站满了人，但还没到拥挤的程度，人与人之间隔出了空隙，曲折穿插是能通行的。我们站在门口的位置，朝后一个车厢看。大约过了十几秒，列车行驶的噪音里隐隐约约出现了音乐声，他的平头慢慢移动过来，音乐声越来越清晰。他拎着开口的零钱口袋，朝边上的乘客轻微转身，一边小幅度地点头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行行好吧献点爱心，家中发生严重火灾……”没有人有反应，有人扭了个角度背过他。从我身旁经过时，他转向我，一个对视，继续向前走。那眼神很深，像地下工作者接头。
只走了五站，利生师傅冲我们使了个眼神，我们在太阳宫站下车。
“不行”，他摇头，“他们听了不适应，你看就一个小孩给了一块钱”。
“不是，不能着急，你多做几天对比一下，肯定不比原来挣得少。这歌至少比‘阿弥陀佛’好听嘛”，SHUO说。
“我那个一放人家就知道了。这个不行，他们都没有反应，没有那种听了一下特别惊喜的感觉。”
“那您得走慢点儿让他们注意到歌对吧？您要想要那种一下吸引注意力的效果，在地铁里除非拉警报才行啊。而且现在人都很淡漠的，他可能听到了也不表露出来，又不是演戏那么夸张，对吧？”
他听着“呵呵”笑，还是摇头。
我赶紧说：“您要想吸引注意力真的可以改改说法，就自信点儿，说‘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’。”
“对！上来先亮一嗓子。”
“哎呀，像我们这种人，做这种事……”，他有点不好意思。
“不是不是，这个想法您要转变过来。”
“你们这个歌不适合你知道吧。我们地铁上都放那种有点小悲伤的那种，他们一看你，‘哎哟这个人怎么怎么……’对吧？就是要那种同情心，是那种心情。”
SHUO反驳他，“现在谁想在地铁上听悲伤的歌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您说同情心那种，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套路了，也不一定给钱。还不如换成大家更愿意听的。”
“哈哈哈咱们可能达不成一个共识”，他还是摇头，“就是要博取同情心，听了想掏钱那个意思。分享歌还来要钱，人家就不干了”。
“这就不是要钱了，您得换个方式想。您给人家提供音乐，人家付您钱。这意思就是我们是一样的，平等的。就像您买一包子，一手给钱一手给包子。对吧？”
我和SHUO一人一句跟他解释，跟传销组织洗脑似的。他只是笑，也不说话了。
那天晚上我有点沮丧。利生师傅跟我们的想法存在分歧。虽然费尽口舌地劝说，可我们都能看出他放歌时的浑身不自在。更何况，我们自己都没有底气，毕竟现实情况就像他说的，地铁上的人毫无反应，就跟聋了似的。
我和SHUO在微信商量，他打算给利生师傅五十块钱误工费，让他玩起来没压力。此外，他开始整理一份新的歌单，加入一批中文歌，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赵雷、李志等等——虽然很不甘心。
说到一半，SHUO突然发来一句：“突然觉得……好无聊了……”
紧接着是下一句：“不行！自己不能输！”
地铁车厢内
4月24日，九号线
今天ASKO来了，在白石桥南站，SHUO把和利生师傅昨天的对话念给我们听：“改改歌今天，英文歌粤语歌都不行，不适合我们，真的找不到感觉。你们认为的好歌曲，不一定适合我们，明天要试还是中文歌多一些。”他没有收SHUO转给他的误工费。
我们沉默了几秒，觉得之前想的真是太天真了。“哈哈哈”地自嘲了一阵，SHUO又冒出个点子：可以做个点歌APP，集合全北京地铁里的乞丐放歌，不同音箱设不同价位，跟打车软件似的。连产品介绍的视频都想出来了。“在一个悠闲的下午，‘地铁几号线有十个乞丐正游手好闲’。你就可以坐在花园里，给十号线的乘客点一首爵士。然后画面转到十号线，一个乞丐走来，爵士乐响起，车厢里的每个人同时拿起一杯咖啡，抿一口。或者点一首电子，所有人站起来在车厢里蹦迪。”
正说得漫无边际，利生师傅来了条信息，他到了。我们往车门走去，不知谁说了一句，“撕开理想主义面纱的时刻到啦”。
他还是气喘吁吁的样子，但看起来心情不错。
“今天怎样？”
“四百多块了，还是放我自己那首歌”，他笑容满面。
“牛逼！”
SHUO带了一个新优盘，存了一份40首歌的新歌单，中英文交替，加入了李宗盛、邓丽君、万晓利、赵雷、马頔等等，他说给利生师傅听，问他：“这些你听过的吧？”
“有的我知道，但是地铁上也不一定。”大概是因为挣得好，他今天说话很有底气。
SHUO把优盘插进插口，居然接触不良。几个人蹲在墙边捣鼓了半天还是播不出来，只好换回先前的优盘。
“那英文歌不行兄弟，他们不听”，利生师傅又浇了盆冷水。
“没事儿，不用行”，SHUO也不管了，“甭管他们听不听，咱自己玩。您也好好听听呗，咱今儿就是享受音乐”。
我们照样在他前面车厢上车。今天的列车比昨天拥挤，人挨着人。但利生师傅经过时，人堆总会自动裂开条道。他依然点着头，垂着眼，喃喃念叨，缓慢地向前走。他一走到下一个车厢，我们就下车，往车头方向赶。车门里泻出人流，我们闪躲着快步向前走，赶在关门前冲上他前面的车厢。这样跑了一轮又一轮，ASKO被挤下了车。
车上有塞着耳机的年轻人，有小孩，有老外，有人护着行李箱，有人抱着包，在狭小的空间里挤在一起。音乐由远及近，逐渐清晰，又逐渐模糊。人们像被车厢里凝滞的热空气和列车运行持续的轰鸣糊住了，一动不动，面无表情。从白石桥南坐到六里桥东，又倒回来，五六站里只有零星一两人掏钱。利生师傅经过时，只有我们转向他，他再次抬眼看过来，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就写着两个字——“不行”。
军事博物馆站下了很多人，车厢一下子空了，除了坐满的座椅，只有三五个人抓着扶手站在过道。我发现耳朵里听到的音乐突然变了——他切回了《放下》。我扭头和SHUO对看了一眼，一起望向下一节车厢里的利生师傅。他转向左侧座位，有一个女人掏包了。“谢谢谢谢”他慢慢地转向右侧座位，两个，三个，左边又来了第四个。
一下车，他就冲我们笑，同时抖了抖零钱口袋。他知道刚才的效果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他这一站就挣了三十多块钱。“怎么着，再玩一圈啊？”他主动问。
SHUO皱了皱眉：“不了不了，主要是我新的优盘不能用，这些都是原来的歌，都不行，明天再换个新的盘试一下。”
“我说不行吧。那你们回去啦？要不我请你们吃个饭？”他很开心，赌赢了似的。
SHUO马上表示应该由他请客。
“你们请我就不去了。那明天再说吧，多弄点那种经典的歌曲，旋律好的，大家一听都熟悉的歌。”利生师傅特爽快地朝我们扬扬手，转身走了。
我们俩呆在原地面面相觑。
“我操，这么多！？”
“不是，这太诡异了，无法解释。不对，不是音乐的问题，就是环境。”
“操，就是这帮人想给，什么音乐他都想给。就是巧合！巧合！”
利生师傅（图中穿运动鞋）在地铁上
4月25日，九号线
还是老地方白石桥南，我们等着利生师傅。
SHUO回想起一周前他和漆伯、麦总选歌的那个下午。“我操！这个牛逼！”他模仿麦总一拍大腿，“我操！是不是！你看，首先把人情绪吊起来，接这首，对吧，再来个小起伏，最后收尾……”演完他说：“麦总简直了，就他妈特别艺术。结果一播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真应该让他来看看。”
这是最后一天了。利生师傅昨晚发来信息：“兄弟我们还是就这样算了吧。”他估计是觉得放我们的歌耽误挣钱，又不好意思收SHUO给的误工费，不如早点结束了利索。SHUO考虑之后回复：“那咱们再走最后一天，好好收个尾。”
利生师傅迟了好久才到，他被警察捉住了。在关门提示“滴滴”响的时候，警察冲进车厢把他揪了下来。轨警每月有抓乞讨人员的指标。他被送到治安队，教育几句，签张单子就放了。出了地铁，他顶着太阳走了两站地，才从另一站重新下地铁，换了两条线才到白石桥南，热得满头大汗。
“被抓得多吗？”我问。
“一年没几次”，他好像不当回事，“没人举报就还好。有的人就是会举报你。人多的时候你往前挤也不行，他就骂你。还有人就拍你，有的小女孩拍着玩玩就算了，有人就对着你脸一直拍拍拍，你问他拍什么他还跟你吵架。唉，坏的人多得是啊”。
在站台椅子上歇了会儿。SHUO掏出一百块钱，对他说：“咱们商量一下呗，我们就算雇你用这个音箱给我们放一小时歌，给您一百块钱，行不行？”
“哎别别别”，他扭过头。
“不是，咱们就算交换，也很正常，我们付钱让您帮我们放歌，半小时一小时的，要不然觉得好像也老不给您钱……”
“不不不，我给你放不就完了吗，没事没事。”
“您别不好意思啊，咱都是自己人，咱自己玩儿，就是怕耽误你生意。”
“我就是跟你们玩儿，你们也搞不了啥，不是说钱这种东西。咱们就是兄弟是吧，我看你也挺实在的。我虽然说做这个，但是我也不在乎这些是吧？不是弄了新的歌吗，来试一试试一试。”
SHUO也不再坚持了，递给他一个新优盘，笑得很无奈，“我已经放弃这歌能挣钱了，就想放一放。”
他接过去插上，“你们这歌儿啊，不行。你看我昨天放自己的歌，人家看到我走过来就把钱准备出来了。有爱心的人我走好远了人家都给你送过去。人家不想给，你站跟前半小时人家也不给你，对不对？你们这英文歌我也不懂，我放这歌人家不说我神经病吗？”
“怎么会”，时间说，“人家会觉得你品味特好”。
他笑了，看了看时间，问：“你们也真是，还几个人搞这事啊？”
“团队”，SHUO回答。说完我们都笑了。
时间说：“你放这歌不用觉着不自在，我们都在你周围呢，都是你的后盾。”
“对”，SHUO说，“咱们现在也是一个团队了”。
利生师傅哈哈笑，站起身说，“走，再试试”。
这个下午，九号线人不多。车厢里明晃晃的，蓝色的地面，灰白的车壁，两排吊着的塑料拉环整齐、轻微地晃。两排座位坐满了人，还有八九个人站着，一个中年女人垂着脑袋睡觉，腿伸得很长；对面穿衬衫的男人两条胳膊支着膝盖上的公文包，低头愣神；倚着扶手的男青年抱着胳膊听歌。很多人捧着手机，目不转睛。列车里有稳定轰鸣的噪音，广播女声报站：“列车运行前方，是白石子站……”有婴儿的抽噎声响起。
然后传来了旋律，利生师傅走来，左边的乘客没有动，他向右走，依然没有人动。他继续向前，抱着手机的女孩不动声色地向前挪了一步。他从女孩的背后走过，站在过道中间的中年人抬头瞟了一眼，移动到车门旁边。
利生师傅穿到了下一个车厢。他回过头远远地望了我们一眼，扭回身，拉了拉腮帮旁的小麦克风，说：“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……”
依然没人看他。他继续向前，越走越远。邓丽君的歌声在车厢里飘扬，很温柔：
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……”
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指代它，项目或实验？似乎都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天下午，利生师傅和我们道别的画面。他回绝了我们一起吃饭的邀请，站台熙熙攘攘，他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冲我们抬了抬胳膊：“你们去忙吧，你们去玩吧！”那天我从长长的扶梯上地面，走出地铁口，眼前一片光亮。有微风吹过，我透了口气，感觉像早上醒来揉了揉眼睛。
五月我一直忙着出差，拖着这件事，迟迟没有动笔。直到一周前，SHUO为一个法国的插画师办了一场很小的画展，我在开幕Party见到他。他说，地铁上悄悄拍的视频都太嘈杂了，也怕剪出来会对利生师傅有影响，就决定不剪了。他们后来也没再联系。那天我回到家，收到他的信息：“如果没啥感觉也不用写了吧。自己感觉感觉也行了。”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写下来。写这篇稿子的时候，我重听了一遍歌单，真的特别好听。
邓丽君的专辑
—— 完 ——
题图为利生师傅的音箱。除注明外，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。
点击阅读原文，听听乞丐的歌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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